荣新江学恩深似海,情谊暖如春悼念徐文

文堪先生大我17岁，看上去外表完全是中式学者模样，其实思想意识是非常超前的。自年在苏州与文堪先生相识，多年来我一直视他为师长，他对我也关爱有加。我虽然没有统计过，但他给我的信应当是学人中最多的，而且书写工整，一笔不苟，内容更是满纸学问，没有任何费词。

徐文堪（—）

年1月4日，备受学界同行尊敬的徐文堪先生在上海病逝，享年79岁。听到这个消息，倍感悲痛。虽然近年来文堪先生信中常说自己年老体衰，但我看他还是沉稳坚韧，家族中有长寿基因，想来不会有大碍，没想到在疫情即将过去，春光就要到来之际，他却没有挺过来。悲痛之中，谨就与文堪先生交往中所受学恩，择要几点，聊缀哀思，以作悼念。

年苏州会定交

年我毕业留校任教，第一次出门是年5月跟随恩师张广达先生去苏州铁道学院参加“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苏州学术讨论会”。因为复旦大学毕业的芮传明兄当时在这里任教，所以召集了这次会议，虽然有会长陈翰笙先生以及张广达、穆舜英、陈高华、周伟洲等老师辈参加，但会议以中青年学者联谊为主，我得以认识“文革”以后从事中亚史研究的一批年富力强的人物。

会上，徐文堪先生发表有关新疆考古发现的古人与讲印欧语的吐火罗人的关系问题，让我耳目一新。特别是他文章中引用了前一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刚出的贝利（H.W.Bailey）《于阗语文献集》（KhotaneseTexts）第7集，我年7月从欧洲回国时带回来一本，按照当时中国国内图书馆购买外文书和编目程序来说，不可能这么快就在图书馆里读到此书。我底下问文堪先生在哪里看到这本书的，他说在上海外文书店二楼。我再看他那因小儿麻痹症而不方便的腿脚，对面前这位清瘦的《汉语大词典》编辑由衷敬佩之至。交谈之下，方知他从未出国，却对欧美各种西域语言研究情况了如指掌，说起来如数家珍。由此我们一见定交，开启了长达近四十年的学术友谊。

文堪先生大我17岁，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徐森玉（鸿宝）先生，因此他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自年在苏州与文堪先生相识，多年来我一直视他为师长，他对我也关爱有加，在使用电子邮件之前，我接到过他大量的纸本书信，有时一天两封；电子邮件通畅后，他的来信远远多于我的去函。我虽然没有统计过，但他给我的信应当是学人中最多的，而且书写工整，一笔不苟，内容更是满纸学问，没有任何费词。

书信往来书籍传送

徐文堪先生从年就开始供职于《汉语大词典》编纂处，为《汉大》的编辑、出版贡献了人生最主要的精力。他做事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编纂《汉大》是他的本职工作。同时他也研究汉语史、词汇学、词典学，做词语考释，他的《编余问学录》把这方面的文章放在第一组，表明这是他的本行，理应放到首位。但他的兴趣是欧亚大陆的语言、考古、人类学，以及相关的语言交涉、基因和族群起源等问题，对于这些研究的把握，在上世纪80年代，主要靠到处跑图书馆翻阅书刊来积累。文堪先生对这方面研究信息把握之快，判断出版物水平之准，我从他陆续的来信中倍感钦佩。我有关吐火罗语和吐火罗人的许多国外研究信息都来自文堪先生，他知道我开始集中精力研究粟特人时，经常告知我许多国外新的粟特学论著，特别是我不熟悉的俄文发表的研究成果。他给予我的学恩，真的是难忘也难以回报的。

文堪先生收集学术信息恐怕不止图书馆一条途径。在使用电脑传输资料之前，他如有需要，会让我把相关书刊寄给他，甚至从北大图书馆借出寄他，用完璧还。我想起来的有台版的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魏汉茂的《伯希和生平与著述》、龟兹会议论集《鸠摩罗什和中国民族文化》等。后来我略微挣点稿费，就直接把他要的单本书复印寄送给他，如ActaAsiatica78、哈密屯（J.R.Hamilton）庆寿文集、Tremblay的SogdianandManichaeism等等。虞万里兄悼念文章中提到他让我把台湾《汉学研究通讯》四十余册寄去参考，由此可见他把握信息量的魄力和能力。

这样频繁的书信往还，让我们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和深厚的友谊。文堪先生自己出版的著作也都送我一册，我记录下来的就有《外来语古今谈》《吐火罗人起源研究》《欧亚大陆语言及其研究说略》《编余问学录》，还有他和潘悟云合译的蒲立本（E.G.Pulleyblank）《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我深感文堪先生是利用编辑之余的时间做学问，所以写出来的东西相对要少，但他毅力惊人，笔耕不缀。

徐文堪先生部分著作

他也把其父的大著《徐森玉先生文集》《汉石经斋文存》寄给我。此外，还把自己经手的一些图书送给我，现在记得起来的有张永言《语文学论集》增订本，有他编的《光明王国：图说摩尼教》，还有《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唐代文学百科辞典》《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有他帮忙校对的杨继东、陈引驰译梅维恒《唐代变文》，当然还有他帮王元化先生编的每一辑《学术集林》。

说到《学术集林》，承蒙他的厚爱，我也受邀撰稿，但乏善可陈。年蒙他慨允，把在柏林调查吐鲁番文书以及所获欧美东方学的信息，以给他的通信形式，在《学术集林》卷十发表了一篇《柏林通讯》。这篇文章之所以采取书信模式，就是因为我接到的文堪先生这样的书信太多了，所以做一次集中的回报，其实平日里他的信远比我的要长，要多。

对我编辑的各种书，只要有求于他，他都是全力支持，在《敦煌吐鲁番研究》上他发表过恩默瑞克（R.E.Emmerick）与蒲立本合著《一件中亚婆罗谜文拼写的汉文文献：晚期中古汉语和于阗语语音新证》书评，在《唐研究》上发表过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书评；在《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发表《关于〈向达文集〉的编辑与出版——纪念向达先生诞辰周年》，其中有珍贵的年7月18日曾昭燏致徐森玉先生的信。

徐文堪致荣新江信，年4月

文堪先生对我的学术研究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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