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诉讼文书格式初探以吐鲁番文书为中
一、问题的提出
唐代诉讼文书采用什么格式，在史籍上很少记载，即使不多的一点记载，也因语焉不详，多有矛盾，而一直为我们所不明。正因如此，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者也不多，似乎还没有专门的论着出现。
最近，有陈玺《唐代诉讼制度研究》问世（以下简称为《诉讼制度》），书中在第一章第二节《起诉的程序要件》中，列有《唐代律令关于起诉程序之一般规定》与《出土文书所见唐代诉牒之格式规范》二小节。在前一小节中，作者指出：“唐代诉讼实行‘书状主义’原则，当事人诉请启动诉讼程序，均需向官司递交书面诉状”。这里称唐代诉讼文书为“诉状”。又引复原唐《狱官令》35条及唐律，认为“唐律严惩代书辞牒诬告他人之行为……若于他人雇请代书诉状文牒之际，加状不如所告，但未增重其罪者，依律科笞五十”。这里称诉讼文书为“辞牒”或“诉状文牒”。作者还说：“刑事、民事案件诉事者在向官府告诉前，均需制作诉牒，作为推动诉讼程序的基本法律文书。法律对于诉牒的格式与内容均有较为严格的要求”。这里称诉讼文书为“诉牒”。作者举了几个例子，说“其中皆有辞状文书作为有司论断之基本依据”。这里称诉讼文书为“辞状文书”。
这样，我们在该书不到3页的篇幅上，就看到作者对诉讼文书有以下几种不同称呼：诉状、辞牒、诉状文牒、诉牒、辞状文书。甚至在同一句话中，可以前面称“诉牒”后面称“诉状”。此外还有“辞状文牒”、“诉牒辞状”等说法。其中如“诉牒辞状”并列，作者写为“诉事人递交的诉牒辞状”，则不知二者是一种文书，还是两种不同的文书。
这种混乱，实际也说明了诉讼文书在唐代称呼的不确定性，以及使用时的混淆。那么，到底唐代诉讼文书在当时如何称呼？它在实际使用时有无变化？其格式究竟如何？就成了本文希望解决的问题。
二、唐代法典中的称呼
首先我们要看看唐代法典中对诉讼文书有怎样的称呼。《诉讼制度》引用了唐代法典中的一些条文[，但论述的重点不在诉讼文书的称呼上，即没有明确指出法典对诉讼文书的具体称呼。现在让我们再重新梳理一下唐代法典的相关条文。
1、复原唐《狱官令》35条前半：
诸告言人罪，非谋叛以上者，皆令三审。应受辞牒官司并具晓示虚得反坐之状。每审皆别日受辞。（若使人在路，不得留待别日受辞者，听当日三审。）官人于审后判记，审讫，然后付司。
按：此条唐令是根据《唐六典》卷六《刑部郎中员外郎》条、《通典》卷一六五《刑法》三《刑制》下，以及《天圣令》宋29条等复原而成。令文中称诉讼文书为“辞牒”；称接受诉讼文书为“受辞”或“受辞牒”。
2、唐《斗讼律》“告人罪须明注年月”条（总第条）：
诸告人罪，皆须明注年月，指陈实事，不得称疑。违者，笞五十。官司受而为理者，减所告罪一等。即被杀、被盗及水火损败者，亦不得称疑，虽虚，皆不反坐。其军府之官，不得輙受告事辞牒。
疏议曰：告人罪，皆注前人犯罪年月，指陈所犯实状，不得称疑。“违者，笞五十”，但违一事，即笞五十，谓牒未入司，即得此罪。官司若受疑辞为推，并准所告之状，减罪一等，即以受辞者为首，若告死罪，流三千里；告流，处徒三年之类。……“其军府之官”，亦谓诸卫及折冲府等，不得輙受告事辞牒。
按：此条律文称诉讼文书为“辞牒”或“告事辞牒”。接受诉讼文书者为“受辞者”。诉讼文书不实，为“疑辞”。又称呈递“入司”的文书为“牒”。另外要注意：律文中所谓“准所告之状”中的“状”，指“实状”即情况、事状，而非文书形式之“书状”之义。
3、唐《斗讼律》“为人作辞牒加状”条（总条）：
诸为人作辞牒，加増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
疏议曰：为人雇倩作辞牒，加增告状者，笞五十。若加増其状，得罪重于笞五十者，“减诬告罪一等”，假有前人合徒一年，为人作辞牒增状至徒一年半，便是剰诬半年，减诬告一等，合杖九十之类。
按：此条律文亦称诉讼文书为“辞牒”，可以雇人书写。如果在辞牒中增加所告罪状，要笞五十。律文中的“状”是“情状”“罪状”之意，也不是文书形式之“状”。
以上是法典中关于诉讼文书最基本的条文，从中可知，在唐代法典中，对诉讼文书最正规最严谨的称呼，应该是“辞牒”。从其中“受辞”、“受疑辞”看，又以“辞”为诉讼文书的大宗，其次为“牒”。
法典中也有“状”，例如“辞状”、“告状”等，但正如前面所说，这里的“状”都是情状、罪状，即文书内容，还不是一种文书形式的意思。
三、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唐代诉讼文书中的《辞》
《诉讼制度》重视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保存的诉讼资料，在《出土文书所见唐代诉牒之格式规范》一小节中收录了诉讼文书（书中称“诉牒”）23件，为我们研究诉讼文书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但是作者没有区分“辞”和“牒”，使用了一些“状”，未能讲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复原出“辞”和“牒”的格式。凡此种种，都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关于“辞”和“牒”的区别，是研究唐代文书制度者的常识。但相关资料其实有些差异。常引的是《旧唐书·职官志》所云：“凡下之所以达上，其制亦有六，曰表、状、笺、启、辞、牒（表上于天子。其近臣亦为状。笺、启上皇太子，然于其长亦为之。非公文所施，有品已上公文，皆曰牒。庶人言曰辞也。）”。这其中的“有品已上”，《唐六典》作“九品已上”，是史料的差异之一。此外，引文的注中说“非公文所施，有品已上公文，皆曰牒”，文气不顺：既有“皆”字，当言“公文及非公文所施，皆曰牒”才对，否则“皆”字没有着落。《唐会要》没有“非公文所施”字样，作“下之达上有六（上天子曰表，其近臣亦为状。上皇太子曰笺、启。于其长上公文，皆曰牒。庶人之言曰辞”。到底哪种说法正确，现已无法判明，就“辞”“牒”的区别而言，起码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有品的官吏所上公文曰牒。二、庶人之言曰辞。至于是“有品”还是“九品”，从实际使用的例子看，似应以“有品”为是。如果上文推测的“皆”字与公文和非公文的联系有道理，则有品官吏所上公文及非公文皆曰牒。简单说，在上行文书的使用上，品官（含职官、散官、勋官、卫官等）用“牒”、庶人用“辞”。这一区别也适用于诉讼文书场合。
关于吐鲁番文书中的“辞”，中村裕一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有过研究。他在《唐代公文书研究》第五章《吐鲁番出土の公式令规定文书》第二节《上行文书》第四小节《辞》中指出：辞式文书是庶民向官府申请时用的文书，实例只存在于吐鲁番文书中，应该为《公式令》所规定。《辞》在北朝已经存在，传到高昌成了高昌国的《辞》，也为唐代所继承。唐代《辞》与高昌国《辞》的区别是后者没有写明受辞的机构。《辞》的文书样式是：开头写“年月日姓名辞”，结尾写“谨辞”。书中列举了六件唐代《辞》的录文。
中村裕一的研究已经涉及唐代《辞》的主要方面。本文要补充的，其一，是将《辞》的格式更完备地表示出来。其二，补充一些《辞》的文书，并作简单分析。最后，总结一下《辞》的特点，以便与作为诉讼文书的《牒》进行比较。
完整的诉讼文书的《辞》，应该具备以下格式：
年月日（籍贯身份）姓名辞
标的（即所诉人或物）
受诉机构（一般为：县司、州司、府司、营司等）：所诉内容。结尾——谨以辞（或咨、状）陈，请裁（或请……勘当；请……）。谨辞。
（实用诉讼文书，后面附有判词）
吐鲁番文书中的《辞》，仅就《吐鲁番出土文书》一至十册统计，有近30件，若包括案卷中所引的《辞》，约有40件之多。以下举几个相对比较完整的例子。
例一、唐贞观廿二年（）庭州人米巡职辞为请给公验事
此件《辞》严格说不是诉讼文书，而是申请书。是米巡职向庭州提出的申请，目的是希望发给他公验，好去西州贸易。处理此件《辞》即写判词的“怀信”，应该是庭州的户曹参军事[24]。此件《辞》的申请人，应该是一般的庭州百姓。
例二、唐永徽三年（）士海辞为所给田被里正杜琴护独自耕种事
此件《辞》是某士海上诉至县里，说本应给自己的田地被里正耕种，请县里核查处理。“某士海”应该是一般百姓。
例三、唐麟德二年（）牛定相辞为请勘不还地子事[26]
此件《辞》是牛定相上诉县里，要求调查樊粪？塠五年不还他地子的原因。县里接到《辞》并审理后，县令或县丞某“果”下判词，命令坊正带樊粪？塠到县里接受询问并与牛定相对质。以此件《辞》来上诉的牛定相，应是一般百姓。
例四、唐总章元年（）西州高昌县左憧憙辞为租佃葡萄园事
此件《辞》是左憧憙上诉县司，就一所葡萄园的租佃纠纷，请县里出示公证（公验）。上诉者应是一般百姓。
例五、唐仪凤二年（）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卜老师辞为诉男及男妻不养赡事
例六，唐永隆二年()卫士索天住辞为兄被高昌县点充差行事
此件《辞》是军府(前庭府?)卫士索天住上诉至西州都督府的诉《辞》，说自己的兄弟索智德已被点充府兵，请都督府牒下高昌县告知。上诉人是府兵的卫士。写“付司”的“伏生”是西州都督。前引唐《狱官令》云:“官人于审后判记，审讫，然后付司。”此件文书的处理则是先“付司”，通判官给出意见后，长官批示“依判”。给出具体意见的通判官“待举”是西州长史。当然，所判意见针对的其他几件诉《辞》，因文书残缺而不为我们所知了。
例七，唐景龙三年()严令子妻阿白辞
此件《辞》是《高昌县处分田亩案卷》的一部分。案卷有“高昌县之印”数方，因此本件《辞》应是诉讼文书的原件。文书内容是严令子妻阿白诉丈夫的堂弟严住君多占了她的地，每年还要交两个丁男(此二丁男已经逃走)的租庸，请县里处分。从后面的案卷看，县里接到诉《辞》后命坊正带严住君来县里询问。严住君用《辩》作了回答，说自己没有多占，阿白所少的地，是北庭府史匡君感花了一千文钱从阿白手中买来的，有保人作证。由于文书后残，最后如何判决我们不能详知。此件《辞》的上诉人阿白，应该是一般百姓。若与此《辞》前面残存的另一件董毳头《辞》看，笔记完全不同，知是本人所写，当然也可能是雇人所写，总之，不是由官府出人统一謄清的。
例八，唐景龙三年()张智礼辞
此件《辞》亦为上述案卷中的一件。内容是张智礼向县里申请，请于宽乡天山县补足所欠口分常田和部田。《辞》中没有“标的”，是因为申请人无法指定该得的田地的位置。下令“付司”的“虔□”，是高昌县令张智礼应是普通百姓。
例九、唐开元三年（）交河县安乐城万寿果母姜辞
此件《辞》的笔迹极拙劣，可能是拟的草稿，因此“县司”没有另抬头，不符合《辞》的一般格式。“请裁”后面也缺了“谨”字。《辞》的内容不明，上诉人阿姜是个“百姓”。
例十，唐宝应元年()百姓曹没冒辞为康失芬行车伤人事
此件《辞》是《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中的一件，内容是曹没冒向县里起诉康失芬驾车将其女儿撞伤一事。县里接到诉《辞》后，命将肇事人带到县里询问，最后判决是“放出勒保辜，仍随牙”。上诉人是天山县百姓，“铮”是天山县令。本件《辞》的字迹朴拙，与前后所存《牒》、《辩》不同，应是本人书写。
通过以上十例，我们可以看出，使用《辞》来上诉或申请的人，基本是百姓（内有妇女二人，即严令子妻阿白和万寿果母阿姜）和卫士。检查其他残存的《辞》，则使用者还有僧人、里正、健儿、兴胡等，都是没有官品的“庶人”。
从内容看，十件中多与田亩纠纷有关（五件），其他四件分别为差兵役、行车撞人、赡养纠纷、请公验，余一件内容不明。查阅其他残存的《辞》，所诉内容还包括因病请白丁充侍、请从兄男充继子、举取练绢纠纷、番期舛误、勘查鞍具并辔、受雇上烽、租佃纠纷、因病不堪行军、赔死马并呈印、查找失踪兄弟、请颁发市券、请改给过所等，其中有些不是诉讼，只是申请，可见《辞》是一种用途广泛的私人上行文书，其中诉讼用者可称为诉《辞》，申请用者可称为申《辞》。
从格式看，其最重要的特征是:一、“年月日姓名辞”置于《辞》的首行，这与下面要说的《牒》以及《辩》不同。二、姓名前要写明籍贯如某乡人或身份如百姓、卫士等。这与《辩》明显不同。后者不必写籍贯、身份（保辩除外），但一定要写年龄。这可能是因为《辞》是最初的法律文件，看重的是身份;《辩》是面对官府询问的回答，身份已知，故需强调未知的年龄。三、一定要有受理机构如县司等，这与下面要说的《牒》不同。四、最后以“谨辞”结尾。区别《辞》、《牒》的重要标识，即一为“谨辞”结尾，一为“谨牒”或“牒”结尾。
至于为何《辞》要将年月日姓名置于首行，而《牒》则否，目前还不能很好解释。我的初步想法是:诉讼文书中，诉讼人非常重要，须承担真实起诉、诉辞真实的责任，必须首先让官府知道，因此列在首行。宋元以后的诉讼文书，首列告状人，也是这个道理。而《牒》演化自官文书，但省略了收发信机构，造成首行无发信人即诉讼人的状况。也正因如此，《辞》的形式为以后的诉讼文书所继承，而《牒》的形式则被此后的诉讼文书淘汰了。
四、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唐代诉讼文书中的《牒》
如上节所说，唐代诉讼文书最基本的形式是“辞牒”。《辞》是一般庶人所用，《牒》则为“有品已上”者使用。
关于《牒》，相关研究甚多。国内方面，卢向前《牒式及其处理程序的探讨———唐公式文研究》是比较早的综合研究。文中分牒式文书为平行型、补牒型、牒上型和牒下型四种，特别强调主典之“牒”，“仅仅是‘判案’环节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把它和原始的牒文区分开来，当然也不妨仍然称它为牒”。这后一个结论很重要，日本学者的意见即与此不同。日本方面，前引中村裕一《唐代公文書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专设一节研究《敦煌發見の公式令規定文書》之《牒》，认为敦煌文献中最多的公文书是牒式文书;牒和状一样，是公私均广泛使用的文书;并复原了祠部牒的样式、列举了一件首尾完整的敦煌县向括逃御史上的牒。中村又在《吐魯番出土の公式令規定文書》之《牒》中指出有品者对官府使用的文书称《牒》;吐鲁番出土的牒式文书数量很多;并列举了五个例子。文中着力分析了“谨牒”和“故牒”的区别，但没有区分不同样式的《牒》，所举5例中大部分属于公文书。最近，赤木崇敏发表了《唐代前半期的地方公文体制———以吐鲁番文书为中心》的长文，文中将牒式文书分为两类:牒式A与牒式B，并认为前述卢向前所说的一类牒实为《状》（详后）。他所归纳的两类牒式的格式如下:
牒式A
发件单位件名（为……事）
收件单位（正文）……牒至准状（式）
故牒（或谨牒）
年月日
府
某曹参军事史
牒式B
发件单位牒收件单位
件名
牒……(正文)……谨牒
年月日发件者牒
以上列举的中外学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公文书的《牒》的研究上，对于私文书的《牒》，特别是用作诉讼文书的《牒》着力不多。本文即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一下诉讼文书的《牒》的格式、使用者及其内容。吐鲁番文书中确实有很多《牒》，但如果我们接受赤木崇敏的意见，其中有许多就不是《牒》而是《状》了。这一问题我们下节讨论，这里仅列举比较典型的《牒》。
首先要指出的，是作为诉讼文书的《牒》的格式，与赤木所说的牒式B很近似，但由于是私人用文书，所以没有所谓“发件单位”与“收件单位”。没有“发件单位”很好理解，因为是私人行为;但没有“收件单位”，即没有如《辞》中所列的“县司”等受理机构，就不太好理解了。
与《辞》一样，我们先将完整的诉讼文书的《牒》的格式整理如下:
标的(所诉人或物)
牒:所诉内容。结尾———谨以牒陈，请裁(或“请乞判命”、“请追勘当”、“请处分”等)，谨牒。
年月日籍贯身份姓名牒
例一，唐永徽元年()严慈仁牒为转租田亩请给公文事
此件《牒》是上诉人严慈仁为将租来的田转租给安横延，而安横延要求出具公文，因此申请发给公文。严慈仁为云骑尉，是正七品上的勋官，所以用《牒》不用《辞》。请注意，此件《牒》即没有写受理机构，其年月日和姓名置于最末行。
例二，唐开耀二年()宁戎驿长康才艺牒为请处分欠番驿丁事
此为康才艺“于州陈诉”的《牒》，内容是汇报应该上三番的驿丁，只上了两番，请处分。“驿长”在唐代没有品级，但属于可免课役的、有一定权力的职役（或称色役）。或者这样身份的上诉人也用《牒》。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即此《牒》属于一件公文书，是官府（驿）上于官府（州）的《牒》。
例三，唐□伏威牒为请勘问前送帛练使男事
此《牒》某伏威上诉，说王伯岁的儿子偷看他们全家乘凉。从“水窗”字样看，他们全家可能在沐浴（洗凉水澡）。由于王伯岁的儿子是官员子弟，因此提起上诉。由于文书残缺，不知上牒的年月以及“某伏威”的身份。文书行言其为“曹主”，但唐代并无“曹主”这一职官，推测是某种低级官吏的俗称。无论如何，他应是官吏，所以使用了《牒》。
例四，武周载初元年（）史玄政牒为请处分替纳逋悬事
此《牒》是史玄政说自己租的地，欠了去年的“地子”，而所欠“地子”应由去年租此地的索拾力交纳。史玄政是里正，曾署名为“前官。由于未见他曾担任其他职官的记録，因此或许这里的“前官”即指里正，也就是说，当地人将“里正”视为“官”。无论如何，史玄政与一般庶人不同，上诉使用了《牒》。文书最后没有年月日和署名，不知是否因阙文之故。
例五，武周久视二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上柱国康万善牒为以男代赴役事
此件《牒》出自敦煌，内容是康万善因年老患病，申请由其子替他充任马军。可能因为是上诉人诉自己的事，所以前面没有目标（也可能前面有缺文）。康万善是上柱国，正二品勋官，所以使用了《牒》。从其籍贯只署“悬泉乡”看，上诉所至机构应该是县一级。
例六，唐景龙三年()品子张大敏牒
此件《牒》与上节《辞》中的例七、例八同属《高昌县处分田亩案卷》，是其中的一件原件。《牒》的内容是申请退还“不生苗子”的劣地，要求授予好地。申诉人张大敏是品子，虽非官吏，但也不同于一般庶人，因此使用的是《牒》而非《辞》。
例七，唐开元二十年()瓜州都督府给西州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过所
此件《牒》连在瓜州所发过所后，是原件，内容是石染典因要去伊州，请允许持此过所继续前往。行的印以及“琛示”上的印均为“沙州之印”，行的印为“伊州之印”。因此，此《牒》所上当为沙州，“琛”当为沙州刺史或都督，过所在伊州已经使用完毕。申请人石染典是游击将军，为从五品下武散官，所以使用的是《牒》，而同样申请过所的“甘州张掖县人薛光泚”用的就是《辞》。不过要注意的是，石染典虽是游击将军，但署名时仍称“百姓”，作“百姓游击将军”云云，故知当时署名为“某县某乡人”，一定是庶人;署名“百姓”则可能是庶人也可能有某种身份。
例八，唐开元二十二年()杨景璇牒为父赤亭镇将杨嘉麟职田出租请给公验事
此《牒》是杨景璇因其父的职田先后租与多人，恐互有差错，申请县里提供公证（公验）。其父杨嘉麟是镇押官，代行镇将事。镇将，若是下镇镇将的话，是正七品下。杨景璇不知是否有品级，总之不是一般庶人，所以使用了《牒》。下令“付司”的“宾”，据考证是张待宾，时为西州都督或刺史。如此，则此《牒》虽向县申请给公验，但直接递到州里。或是因为“镇”直接由州（或都督府）管辖。
例九，唐宝应元年()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
此件《牒》与上节《辞》例十，同属《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内容也是起诉靳嗔奴家人行车将自己的孩子撞伤。虽然两件诉讼文书起诉内容相同，但前例用的是《辞》，本例用的是《牒》，原因不明。两个起诉人署名都是“百姓”，或许本件“百姓史拂郍”与《牒》例七之“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类似，虽名“百姓”实际是一个有品级或有身份的前任官吏。
例十，唐大历三年()曹忠敏牒为请免差充子弟事
此《牒》是曹忠敏因残疾(手无四指)，加上年老，申请免去差充子弟。申诉人身份为“百姓”，但使用了《牒》。或许到唐后期，《辞》的使用减少，《牒》的使用增多、泛化了。
以上与《辞》相仿，也举了十个例子。从这十个例子看，使用《牒》作为诉讼或申请文书的有云骑尉、驿长、曹主、里正、上柱国、品子、游击将军、镇将男等，均非一般庶人（白丁）。从残存的其他《牒》看，还有前仓督、别将赏绯鱼袋、前镇副、流外等。开元以后，一些“百姓”也开始使用《牒》，如例九、例十。还有“百姓尼”。这些“百姓”使用《牒》，或者是因为他们另有如“游击将军”等身份，或者是因为开元以后《牒》的使用泛化造成的。
从内容看，以上十例涉及田亩租赁、违番欠番(这个可能是官方行为)、偷看就凉、兵役替代、田租(地子)纠纷、田亩授受、职田租赁、驾车伤人、申请免役、请给过所等，从其他《牒》的例子看，还有买马付主、请给市券、患病归贯、异地请禄、申请墓夫等。这些内容主要是民事纠纷而无刑事诉讼。为何没有刑事诉讼文书的《牒》（以及《辞》）留存呢?这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
从格式看，《牒》与《辞》的不同是:一、申诉人的籍贯、身份、姓名及年、月、日置于末行。二、起首写“牒”字，但并无受理机构如县司、州司等。三、结尾写“谨牒”。为何有这种不同，也是应该继续研究的重要问题。《牒》中间还有一大类，其特点是以“牒，件状如前，谨牒”结束。赤木崇敏等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格式的《牒》实为《状》。我们将其与《状》一并讨论。
五、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唐代诉讼文书中的《状》
《状》在诉讼文书中占有重要位置，所谓“诉状”、“告状”等，都与《状》有直接关系。但是如前所述，《状》又并非法典规定的诉讼文书名称，因此，《状》在唐代究竟有何意义，它与《辞》、《牒》的关系如何，它是一种独立的诉讼文书吗?这就成了很难回答的问题。下面我们就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一点初步探讨。
关于《状》的研究更多。这不仅是因为它是唐代使用广泛的官文书，而且因为它与书仪相关，又是使用广泛的上奏和书信文书。中村裕一在前引《唐代公文书研究》第三章《敦煌發現の公式令規定文书》第二节《上行文书》第三小节《状》中，认为状与表类似，是个人书简之一，公私皆用，“对状的用途不可能予以定义”。文中列举了五代时的两个状，特别指出有的状是以“状上”起首，而以“牒”结句，即存在着以“牒”结句的状。他又指出，认为这些以“牒”结句的文书是“状”，是后人的判断，后人的判断则未必正确。作者又在第五章《吐鲁番出土の公式令规定文书》第二节《上行文书》第三小节《状》中认为在敦煌没有唐代的状的留存，但在吐鲁番文书中有。文中重申了写有“件状如前”的牒应是《状》，并指出:在上申文书中，何时使用状，何时使用牒，有无规律性，是今后应该探讨的问题。
赤木崇敏继承了中村裕一的看法，以《石林燕语》为依据，明确指出写有“牒，件状如前，谨牒”字样的文书是《状》，并给出了状式文书的样式:
发件单位状上收件单位
件名
右……(正文)……谨(今)録状(以)上(言)。
牒，件状如前。谨牒。年月日发件者牒。
关于《状》的最新研究还有吴丽娱()《试论“状”在唐朝中央行政体系中的应用与传递》。文章探讨的主要是作为公文书的奏状、申状在中央行政体系中的运用。作者()又有《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地方机构行用的状》一文，列举了众多例证，认为状和牒由于中转的原因产生混用，即用牒的方式将“状”的内容递交。到晚唐五代，虽不需递交而可以直接申上，但保留了“牒件状如前，谨牒”的格式，它实际上是状。文章还以“县”的申状为例，给出了申状的标准格式。此文结论虽与赤木的文章略同，但精深过之，对其变化背后原因的探讨更是很有说服力。
不过吴丽娱文章()虽然涉及个人用“状”，但与赤木文章一样，主要探讨的是地方机构行用的状，也没有专门研究诉讼文书。那么，作为私人诉讼用文书，有没有《状》呢?那些写有“牒，件状如前，谨牒”的诉讼文书是如吴丽娱或赤木所说那样的《状》吗?首先要说明，在唐代法典中的“状”，如前所述，主要是“事状”、“情状”、“罪状”之意。所谓“具状申诉”之中的“状”有些或应作此解。吐鲁番文书中的“状”有些或即此义。例如一件诉讼文书《辞》的范本:
此处的“以状咨陈”，在下面另一件《辞》的范本中，写作“以状具陈”。两处“状”都是“事状”、“情状”之意。再一例:
《唐上元二年()府曹孝通牒为文峻赐勋事》的最后三行为:
此件为《牒》无疑，且是下行的《牒》，所以用了“故牒”而非“谨牒”。其中的“状”也是“事状”、“情状”，意思是“今以事状牒告与你，牒至后按照牒的内容行事”。
因此在唐前期，牒文中所谓“件状如前”中的“状”大致多为此意。“件状如前”与“件检如前”、“件勘如前”、“检案连如前”一样，都是主管案件的官员处理完案件后，向上级汇报时使用的词句，“状”应该是动词。这其中“件”的含义，按照司马光《书仪》此件为《牒》无疑，且是下行的《牒》，所以用了“故牒”而非“谨牒”。其中的“状”也是“事状”、“情状”，意思是“今以事状牒告与你，牒至后按照牒的内容行事”。因此在唐前期，牒文中所谓“件状如前”中的“状”大致多为此意。“件状如前”与“件检如前”、“件勘如前”、“检案连如前”一样，都是主管案件的官员处理完案件后，向上级汇报时使用的词句，“状”应该是动词。这其中“件”的含义，按照司马光《书仪》的解释，为“多件”的意思。他在列举“牒式”时说:“牒(云云，若前列数事，则云:牒件如前云云)谨牒。”单独一件，就只说“状如前”、“检如前”、“勘如前”，意思是“事状复述(或呈报)如前”、“翻检案卷(结果)如前”、“核查案件(结果)如前”等等。举一个例子:
唐永淳元年()坊正赵思艺牒为堪当失盗事
第10行所缺的字应是“牒”。由于此《牒》只是一件事，所以不必说“牒，件状如前”，而只要说“牒，状如前”即可。《牒》的内容是某坊正赵思艺接到上级要求(奉判)并按照其中内容(准状)核查僧香家被盗事，最后将调查后的事状言上，再写套话“牒，状如前，谨牒”。
此例当属官文书。从其他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出现“牒，件状如前，谨牒”(包括“牒，件检如前”等)字样的文书中，最后署名的必定是处理此案卷的官吏，如府、史、典、録事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同意卢向前的意见，即这种类型的文书在唐前期是判案中的一个环节，虽与原始的《牒》不同，但还应该算是《牒》，而不是状(只有到了唐后期，这种《牒》纔具有了《状》的性质，详下)。前述吴丽娱文()认为前期存在一个用“牒”将“状”中转的过程，但是这件文书是坊正赵思艺自己上的牒，不存在中转问题，但仍使用了“状如前”的词句，可见这里的“状”当为动词。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附有“牒，件状如前，谨牒”字样的《牒》，由于大多与处理案卷有关，属于公文书，因此实际并不在我们探讨的诉讼文书的范围内。
不过，由于“状”除了“事状”、“情状”、“罪状”的含义外，它本身也是一种文书形式，因此出现在文书中的“状”，渐渐与《辞》和《牒》有了某种程度的混淆。《辞》和《牒》有时也被称为状。于是出现了“辞状”(“右得上件□等辞状”)、“牒状”(“右得上件牒状”)等称呼。到《宝应元年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中，如前所述，两个被撞伤的百姓，起诉书一个用的是《辞》，一个用的是《牒》，但到官府询问当事人时，变成“问:得史拂郍等状称:上件儿女并在门前坐，乃被靳嗔奴扶车人辗损”云云，《辞》和《牒》都成了《状》。可见这时，“状”的用法已经泛化，可以代指《辞》和《牒》了。
不仅如此，在一些“牒，件状如前”类《牒》文书中，逐渐在结尾出现了“请处分”、“请裁”等申请处分字样，甚至出现了“谨状”、“状上”。这就使这类《牒》超出了转述事状、汇报检案结果等事务的功能，标志着《状》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诉讼文书开始出现。
于是《牒》和《状》开始混淆。一件《天宝年间事目历》有如下记载:“兵李惟贵状为患请□茣茱萸等药”、“兵袁昌运牒为患请药。”同样是兵，同样是因患病请药，一个用《牒》，一个用《状》，可见二者已经混淆不清了。
到唐晚期，随着这种个人使用的、写有“状上”、“请处分(请裁)”之类字样的《牒》文出现，《状》作为一种诉讼文书正式出现了。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此类《状》的实例，主要出现在敦煌。这是因为敦煌文书主要是唐后期五代的文书，而吐鲁番文书主要是唐代前期的文书。所以一般来说，吐鲁番文书中有《辞》而《状》少见，敦煌文书中无《辞》而有《状》。
这种主要出自敦煌的诉讼文书的《状》，其格式大致如下:
身份姓名状
右(直接写所诉内容)。结尾———伏请处分(或伏请判命处分、伏请公凭裁下处分)
牒，件状如前，谨牒。
年月日身份姓名牒
举一个例子:
此件《状》的内容是诉田亩纠纷。申诉者是押衙兼侍御史。要注意，其身份虽是押衙，但仍自称“百姓”。这或可解释我们在《牒》一节中困惑的现象，即为何有的百姓使用了“有品”者才能使用的《牒》。现在看来，一些低级胥吏（估计是前任胥吏）自称为“百姓”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称“百姓”者中，有些实际是或曾经是官吏。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中还收有多件此类诉讼文书的《状》，可参看。
从这类《状》的格式，可知有这样几个显着特点：1、身份姓名既置于首行，又置于末行，即既同于《辞》又同于《牒》，是混合了辞牒格式的格式。2、没有专门的“标的”，而是直接叙述所诉事项，这实际是吸收了官文书处理案卷的《牒》的格式的结果。“牒，件状如前，谨牒”也说明了这一点。以上两点可证明诉讼文书的《状》是从《辞》《牒》发展而来的。3、《敦煌社会经济文献释录》中所录的几件诉讼文书的《状》，都不是向某机构申诉，而是请求官员个人处分，如本件的“常侍”，以及其他各件的“大夫阿郎”、“殿下”、“司空”、“仆射阿郎”、“司徒阿郎”等。因此颇怀疑这类《状》的格式是敦煌地区特有的。
总之，唐末诉讼文书中的这种《状》，因带有“牒，件状如前，谨牒”字样，应该说属于诉讼文书的《状》的初步形成阶段，带有《辞》《牒》的浓厚色彩。而且，正像中村裕一所说，虽然这种文书因有“状”或“状上”等字样，因此我们称其为“状”，但这是我们现在的称呼，也许当时人仍然称其为《牒》呢。
到宋代特别是南宋，诉讼文书的“状式”就没有了“牒，件状如前，谨牒”字样，但仍然前列告状人，后以“谨状”（或“具状上告某官，伏乞……”）结束，年月日后复有告状人姓名并“状”字。元代黑水城文书中的诉讼文书，也是前写“告状人某某”，后写“伏乞……”，年月日后再写告状人姓名并“状”字。它们与唐代诉讼文书中《状》的继承关系是很明显的。
六、唐代史籍中关于诉讼文书的称呼
如上所述，从法典用语及出土文书的实例看，诉讼文书在唐代的称呼、形式、格式有多种，且互有交叉，复有演变。大致说来，正规的称呼应该是《辞》和《牒》，同时，其内容常被称为“状”并与实体的《状》逐渐混同，出现了“辞状”、“牒状”等称呼。到唐后半期，作为诉讼文书的《状》开始出现。此时的《状》带有鲜明的《辞》《牒》特点。
与以上状况相适应，在唐代史籍（法典之外）中，对诉讼文书的称呼也很不固定，大致说来，有以下称呼。
1、辞牒
“辞牒”在史籍中使用不多，主要即出现在南北朝至唐代的史籍中。例如有：
《文苑英华》卷三六一引杨夔《公狱辨》云：“缙绅先生牧于东郡，?属吏有公于狱者。某适次于座，承间咨其所以为公之道。先生曰：吾毎窥辞牒，意其曲直，指而付之，彼能立具牍，无不了吾意，亦可谓尽其公矣。”杨夔不同意缙绅先生的说法，此当别论，其中提到的“辞牒”，显然是诉讼文书。
《白居易集笺校》卷二二《和三月三十日四十韵》回忆他在苏杭当刺史时事说：“杭土丽且康，苏民富而庶。善恶有惩劝，刚柔无吐茹。两衙少辞牒，四境稀书疏。俗以劳俫安，政因闲暇着”。看来苏杭地区诉讼较少，这里的“辞牒”也指诉讼文书。
2、辞状（附词状）
“辞状”似最早出现在《后汉书》，以后直至《大清会典则例》都有使用，但最集中的，出现在唐五代史籍中。例如有：
《旧唐书》卷八八《韦嗣立传》，引韦嗣立反对刑法滥酷所上的《疏》，在说到酷吏锻炼冤狱时说“虽陛下仁慈哀念，恤狱缓死，及览辞状，便已周密，皆谓勘鞫得情，是其实犯，虽欲寛舍，其如法何？于是小乃身诛，大则族灭，相缘共坐者，不可胜言”。其中的“辞状”应指诉讼文书或案卷。
《旧唐书》卷一八五下《裴怀古传》言裴怀古为监察御史，“时恒州鹿泉寺僧净满为弟子所谋，宻画女人居高楼，仍作净满引弓而射之，藏于经笥。已而诣阙上言僧咒诅，大逆不道。则天命怀古按问诛之。怀古究其辞状，释浄满以闻，则天大怒”。这其中的“辞状”显然指诉讼文书。
《资治通鉴》卷二百高宗显庆四年（）四月条言许敬宗等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颇有疑惑，向许敬宗询问。许敬宗在回答了长孙无忌谋反的原因后说“臣参验辞状，咸相符合，请收捕准法”。这里的“辞状”指诉讼文书。《册府元龟》卷三三九《宰辅部·忌害》记此句为“臣参验辞伏，并相符合，请即收捕，凖法破家”。其中的“辞伏”或当为“辞状”之误。
《册府元龟》卷六一七《刑法部·正直》记“王正雅，文宗时为大理卿。?宋申赐事起，狱自内出，无支证可验。当是时，王守澄之威权，郑注之势在庭，虽宰相已下，无能以显言辨其事者。惟正雅与京兆尹崔管上疏，言宜得告事者，考验其辞状以闻。由是狱稍辩，以管与正雅挺然申理也”。这里的“辞状”与“告事者”相连，也指诉讼文书。
《通典》卷二四《职官六·御史台》言：“旧例，御史台不受诉讼。有通辞状者，立于台门，候御史，御史竟往门外收采。知可弹者，略其姓名，皆云‘风闻访知’”。这里的“辞状”与“诉讼”相连，显然指诉讼文书。
“辞状”又有写作“词状”者。即以上条关于御史风闻的例子而言，《唐会要》卷六十《御史台》作：“故事，御史台无受词讼之例。有词状在门，御史采有可弹者，即略其姓名，皆云‘风闻访知’”，将《通典》中的“辞状”写作“词状”。
《唐律疏议》卷三十《断狱》“官司出入人罪”条（总条）云：“疏议曰：‘官司入人罪者’，谓或虚立证据，或妄构异端，舍法用情，鍜炼成罪。故注云，谓故増减情状足以动事者，若闻知国家将有恩赦，而故论决囚罪及示导教令，而使词状乖异。称‘之类’者，或虽非恩赦，而有格式改动；或非示导，而恐喝改词。情状既多，故云‘之类’”。
《旧唐书》卷百九十中《李邕传》记李邕天宝年间为北海太守，“尝与左骁卫兵曹柳绩马一匹，及绩下狱，吉温令绩引邕议及休咎，厚相赂遗，词状连引，敕刑部员外郎祁顺之、监察御史罗希奭驰往就郡决杀之”。
唐代以后，“辞状”多写作“词状”。宋代政书《宋会要辑稿·刑法》就有多处“词状”，例如《禁约门》宋徽宗宣和五年（）中书省言“乡村陈过词状，未论所诉事理如何”、“或因对证，勾追人户到县，与词状分日引受”。元代政书《元典章》在《刑部》卷十五《书状》“籍记吏书状”、“词状不许口传言语”、“站官不得接受词状”等条中也都明确使用了“词状”。不知上述三例唐代史籍中的“词状”是唐代史籍的原文呢还是后代刊本的改写，从宋元时代固定使用了“词状”看，改写的可能还是很大的。
3、牒状
“牒状”的使用极少，检索《四库全书》，只有17处：最早出自《魏书》，最晚到宋金时期。唐代史籍中的两处，均与诉讼文书关系不大。其中一处出自《少林寺准敕改正赐田牒》，是少林寺方面回答有关机构对他们“翻城归国”的质疑，说他们曾发牒给当时“翻城”带头者的刘翁重、李昌运，结果李昌运的回答“与（刘）翁重牒状扶同”。这里的“牒状”实际指刘翁重的答辞，与诉讼文书关系不大，但仍然是诉讼过程中的一种证词文书。
4、诉状
“诉状”的使用少于“辞状”而多于“牒状”，有66卷、74处。始于《宋书》，使用直至明清，而以宋朝最多。唐代史籍大约只有二、三处。例如：
《册府元龟》卷四五七《台省部·总序》言知匦使始末云：“唐太后垂拱元年置，以逹寃滞。天寳九载改为献纳，干元元年复名知匦。尝以谏议大夫及补阙拾遗一人充使，受纳诉状。每日暮进内，向晨出之”。这里的“诉状”显然指诉讼文书，不过《册府元龟》此处的《总序》是宋人所作，不能确证这是唐人的称呼。
《册府元龟》卷四九一《邦计部·蠲复》记元和六年十月关于放免租税制曰：“又属霖雨所损转多，有妨农收，虑致劳扰，其诸县勘覆有未毕处，宜令所司据元诉状，便与破损，不必更令捡覆；其未经申诉者，亦宜与类例处分”。这里的“诉状”与下列“申诉者”相关，指诉讼文书无疑。
《续玄怪录》卷二《张质》讲亳州临涣县尉张质被追到阴间，“入城郭，直北有大府门，，门额题曰‘地府’。入府，经西有门，题曰‘推院’。吏士甚众，门人曰：‘临涣尉张质。’遂入。见一美须髯衣绯人，据案而坐，责曰：‘为官本合理人，因何曲推事，遣人枉死？’质被捽抢地，叫曰：‘质本任解褐到官月余，未尝推事’。又曰：‘案牍分明，诉人不远，府命追勘，仍敢诋欺’。取枷枷之。质又曰：‘诉人既近，请与相见’。曰：‘召寃人来’。有一老人眇目，自西房出，疾视质曰：‘此人年少，非推某者’。仍敕録库检猗氏张质，贞元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上临涣尉。又检诉状被屈抑事。又牒阴道亳州，其年三月临涣见任尉年名，如已受替，替人年名，并受上月日。得牒，其年三月见任尉江陵张质，年五十一，贞元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上任，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受替。替人猗氏张质，年四十七。检状过，判官曰：‘名姓偶同，遂不审勘。错行文牒，追扰平人，闻于上司，岂斯容易。本典决于下：改追正身，其张尉任归’”。这里的“诉状”与“诉人”相联系，所指必为诉讼文书。
唐代史籍中关于诉讼文书的称呼肯定还有许多，我们只列举了四种，即“辞牒”、“辞状”、“牒状”、“诉状”，从中可见称呼的不固定。但若细细分析，这四种称呼又各有不同：“辞牒”和“牒状”用例都很少；“诉状”似只出现在唐代后半期；使用最多的是“辞状”。因此，虽然我们说唐代当时对诉讼文书没有统一的称呼，但大致而言，多用“辞状”，后来逐渐演变为“诉状”。这种称呼的变化，与《辞》《牒》逐渐演变为《状》是相一致的。
七、简短的简论
以上我们通过一些实例，介绍和分析了唐代诉讼文书中的《辞》、《牒》、《状》，以及唐代史籍中对诉讼文书的相关称呼，由此可得出一些简单的结论：
诉讼文书在唐代法典上的称呼是“辞牒”。就实际使用看，在唐前期，普通庶民使用《辞》；有品级或有一定身份的人使用《牒》。《辞》的格式特点是年月日姓名及“辞”置于首行，且有受理官司的名称，最后有“请裁，谨辞”类套话。《牒》的格式特点是年月日姓名置于末行，没有受理官司的名称。在“标的”之下以“牒”起首，结尾有“请裁，谨牒”字样，最后在姓名下复有“牒”字。《辞》和《牒》的内容都可以称为“状”，是“事状”“情状”“罪状”之意，后来受实体文书的《状》的影响，逐渐出现了“辞状”“牒状”类称呼，诉讼文书中也开始出现“状上”、“请处分，谨状”类字样，后来出现了个人使用的诉讼文书的《状》。这种《状》含有《辞》和《牒》的特点：庶民和官员都可以用；姓名置于首行（此似《辞》），年月日姓名复置于末行（此似《牒》）；前多有“状上”（此似《辞》），后有“请处分，谨状（或请裁下）”，最后有“牒，件状如前，谨牒”（此似《牒》）。当《状》逐渐出现后，《辞》就变得少见了，《牒》也逐渐被淘汰（因其首行不列诉讼人或告状人）。这可以说是《状》吸收了《辞》《牒》的特点，从而使用广泛化所造成的结果，影响直至后代。
唐朝人对诉讼文书多称其为“辞状”（或许是因为行文需要，即因四六文等行文节奏的缘故，需要将“辞”之类文字变成双字节，于是添加了“状”字）或“词状”，到后期，渐有“诉状”的称呼产生。此后，“状”就成了诉讼文书的固定称呼。在宋代，史籍多称“词状”和“诉状”，元代亦然。这就与唐代的《辞》和《状》有了很明显的继承关系。除此之外，称“辞牒”或其他的也还有一些，大约都不占主要地位，换句话说，《辞》《牒》作为诉讼文书曾经的形式或称呼，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
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我们今天叙述唐代诉讼文书，或以诉讼文书来研究各种问题，应该如何称呼呢？我想，叫“辞状”“诉状”都可以，而前者或更具唐朝特色。
关于唐代诉讼文书的实况，以上只是作了极其粗浅的介绍和分析，若要得出更符合唐朝实际的结论，可能还需要再搜集更多的文书资料和传世史籍资料，这一工作，希望在今后能继续进行下去。
文章来源：《敦煌吐鲁番研究》年01期
编排：此生慕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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