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鲁番占卜文献与日常生活史研究
游自勇先生
敦煌学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各项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如果说还有尚待集中研究的领域，那无疑就是占卜文献和佛教经疏了。至年，相继有三部关于敦煌占卜文献的专著面世，分别是黄正建的《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版，以下简称“黄著”），王晶波的《敦煌占卜文献与社会生活》（以下简称“王著”），郑炳林、陈于柱的《敦煌占卜文献叙录》（以下简称“郑陈著”），再加上之前由法国马克教授主编、集合了法、中、美三国10位学者完成的《中国中古的占卜与社会——法国国家图书馆与大英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研究》（以下简称“马克编著”），敦煌占卜文献的整体刊布和叙录工作告一段落。此前，随着敦煌文献的刊布接近尾声，学界对于此后的研究曾进行各种展望。敦煌吐鲁番占卜文献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从原先较为单一的文献、民俗研究中拓展出多维度的面相，这是今后研究中无法避免的一个话题。
关于敦煌占卜文献的定义和涉及范围，黄正建最早予以揭示。他从唐五代的语境出发，认为唐人使用“占卜”一词来概括数术类文献中的“卜、占、形法”，“占卜”可以概括“那些除巫术法术之外的、一切预测未来吉凶祸福的方法即‘预测术’”，敦煌占卜文书是指“敦煌文书中涉及‘预测术’的所有文书”，涉及卜法、式法、占侯、相书、梦书、宅经、葬书、时日宜忌、禄命、事项占、杂占、其他等十三类，但不包括“历日文书”。这种界说在中国大陆影响巨大，王著、郑陈著都遵循了此说，只是在具体的分类上稍有调整，但都不出黄著的框架。马克编著分天文气象占、历日、择日术、数卜术、梦占、符、物象占、医占、相法、风水术十类，将“历日”纳入其中，这是和黄著最大的不同。黄著之所以不涵盖历日，一是因为历日主要性质是记年月，其中涉及的占卜术主要是选择，内容多见于其他文书；二是为了和科技史区别。但同时，黄正建也承认，“《历日》中的占卜性内容，则是研究‘占卜文书’时应该据以比较或参考的对象”。显然，他对历日亦抱有一种矛盾的心态，究其根本还在于历日包含了众多选择术的内容，其“占卜”性质不容回避，但又囿于传统的分类法，故只能模糊处理。而众多学者的研究已经揭示出敦煌历书在晚唐五代时期的多样化趋势，“不同的制历知识传统和选择术传统提供给历书的编写者更大的选择空间”，因此，笔者以为将历日排除在敦煌占卜文献之外，并不合适。
近十年来，中国学者对于敦煌占卜文献的研究贡献巨大，突出表现在对这类文献的基础整理和初步研究方面。如前所列，完成了编目、解题工作之后，各类型占法的校录本也在陆续出版。黄正建曾提出从文献整理、天文历法、民俗文化、历史社会，以及占卜术本身等多方面开展研究。受此影响，已出版的各类校录本除了基础文献整理工作外，多会探讨占法的原理与机制，进而将占法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结合起来考察。王晶波从文献、文本、文化三个层面来回顾敦煌占卜文献研究的历史，并对今后研究的方法和视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所谓文献研究，“主要指针对敦煌藏经洞文献文本所进行的释录、校勘、定名、断代、分类、解题、编目、注释等工作”；文本研究“主要指在获得一种经过整理的、较为可靠的文献凭据的基础上，对占卜文献本身所内涵的有关占卜方术的种种信仰、欲望、知识、想象、符号体系、解释逻辑等，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文化研究“主要指将有关敦煌占卜文献的研究，与其产生前后的古代社会生活史、文化生态史以及各类占卜方术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自身的发展演变史联系起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做全方位的社会文化分析”。这是目前为止对敦煌占卜文献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作出的最为明确的阐述。受此启发，笔者想从“日常生活史”的视野来观照敦煌吐鲁番占卜文献，提出自己的一点设想。
“日常生活史”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德国、意大利的史学流派，当时有些学者不满社会科学史学所宣扬的规律、宏观结构等，“见物不见人”，因而将目光转向丰富多彩的大众日常生活，希望从中发现历史的多维。与年鉴学派所倡导的“整体史”（totalhistory）不同，日常生活史学家倡导的是“全面史”（integralhistory），以“微观化”的视角探寻具体的“人”的具体生活实践，以人的具体行为作为历史解释的逻辑出发点，从而区别于传统的宏大叙事，也有别于之前风行的“社会生活史”。敦煌吐鲁番占卜文献除了少数属于官方抄写之外，多数是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流传的实用性文本，与《乙巳占》、《开元占经》、《天文要录》、《天地瑞祥志》等传世占卜典籍以占测军国大事为主有相当大的差异。不可否认，这类文献也都经历了专业人士“文本化”再造的过程，但因其占卜事项多涉民众日常生活，且在流传过程中会根据实际需要分割重组，或是制作成更加简便明了的节抄、略抄本，因而是我们追寻古人具体生活实践印迹的绝好资料。笔者以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强“日常生活史”的研究。
第一，长时段考察，打通与简帛术数文献的樊篱。自上世纪70年代睡虎地秦简《日书》出土以来，围绕《日书》展开的秦汉信仰世界的研究一直持续至今。敦煌占卜文献中的历日与《日书》有很多相似之处，尽管在二者的界限范围上还存在争议，学者们基本都承认它们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就敦煌历日的研究而言，基本只限于邓文宽、华澜（AlainArrault）等几位学者。他们也结合简牍资料考察过历日中一些术语的源流变化，华澜还专门讨论过历日所反映的日常生活中的医疗“行事”和与身体有关的“行事”，但囿于研究者的数量，与简帛术数文献尤其是《日书》的比较研究尚无法全面铺开。以往研究者着重强调历史的“变化”，因为在“变化”中更容易探察到时代的特征，从而能够描绘出各具特色的时代画卷。在这种史观影响下，我们往往忽略了历史中相对“不变”的因素。布罗代尔就揭示出“环境”在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决定力量，雅克·勒高夫也指出：“心态被认为是在历史演进中‘改变最少’的。”占卜活动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即已出现，虽历经几千年，无论在占卜形式还是技术上都趋于繁复，但在表达民众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心理诉求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学者们在校释睡虎地秦简《日书》时，大量参考了唐代的《开元占经》，甚至还有清代的《协纪辨方书》，之所以能用后世的文献作为参校，除了文本的层累因素外，知识、信仰、心态等的变化缓慢也是重要原因。因此，消除不同断代术数文献间的隔阂，用长时段的眼光重新找寻被我们忽视的“不变”的日常生活逻辑，应该成为敦煌吐鲁番占卜文献研究的一个基本立场。
第二，与吐鲁番所出占卜文献的综合考察。敦煌地处河西走廊，是中国中古时期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不同文化在此汇聚交流，使得莫高窟藏经洞的占卜文献呈现出复杂的来源，包括中原地区、中亚、印度乃至于埃及。近年来，与藏文、粟特文占卜文献的对照研究也已展开，然而研究敦煌占卜文献者很少把目光投向吐鲁番盆地，对吐鲁番所出占卜文献北京治疗白癜风技术哪家好北京治疗白癜风技术哪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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