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学的研究和发展三

吐鲁番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新进展

中国的吐鲁番学，比之于敦煌学的发展还有所不同，敦煌藏经洞的文献虽然大部分被窃往国外，但毕竟还有相当一部分留在国内；莫高窟、榆林窟的壁画、雕塑，基本上没有遭到破坏，给学术界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研究对象。而吐鲁番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地上地下的文献、文物，多被劫往国外，佛窟中的壁画也大多被窃割而去，缺乏研究的实物和依据。因此，在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里，中国敦煌学的研究，远远超过了吐鲁番学。在此期间，如果说吐鲁番学还存在着的话，也是靠罗振玉、冯承钧、金祖同等先生从东、西方引进的资料，靠黄文弼等先生极有限的发掘资料，来做些研究。

中国吐鲁番学真正取得新进展，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随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自治区也相继建立了自己的博物馆及考古工作队。不久吐鲁番地区也有了文物管理所，在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新疆的文物考古工作队对吐鲁番地区的古城遗址、佛教石窟、各种古文化遗存及文物，进行了普查，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必要的维修和保护。在国家的资助下，从年起，开始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古墓葬群进行了有计划的考古发掘，直至年，前后大规模发掘13次，在所掘座墓葬中，出土了内容极为丰富的各类文物，其中有座墓葬出有十六国、高昌王国及唐代的纸质文书近万片。新疆博物馆考古工作队边发掘、边整理、边发简报，使学术界及时知道吐鲁番考古学方面的进展，这是吐鲁番学学术发展史上的大事，也是新疆考古专业工作者们对吐鲁番学作出的杰出贡献。

纸棺

年，在国家文物局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以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为首的全国专家学者组成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及时对这批文书展开了研究和整理，并于年起，陆续出版了经过细心整理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先出版了十卷本的录文本，后又出版了大四卷本的图版本。这项工作的开展及其成果，标志着中国吐鲁番学的研究跃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显示出中国的吐鲁番学已全面走上了自行发展、自主研究的道路。围绕着新出土的吐鲁番文书，国内学术界开展了热烈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具有创见性的新研究成果。在出土的民族文字如吐火罗文、突厥文、粟特文、回鹘文、吐蕃文、蒙古文等文书方面的研究，也出现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在佛教石窟、古城遗址方面，也多次进行了调查、登录、摄影、清理、保护性的维修和研究，在这方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文管所(现扩展为地区文物局及所属机构〉的专业工作者们，做了大量辛勤、艰苦的工作。

年，我国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从此中国学术界就有了一个组织、协调、交流研究的学术团体，考虑到敦煌学与吐鲁番学既有共性、又有其不同的特点，故学会定名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吐鲁番学的名称就这样在中国大地上被权威性地加以确定了，这无疑会促进吐鲁番学向高层次的发展，促进学者们根据吐鲁番学自身的特点和范畴来开展研究工作。

值得特别提到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吐鲁番地区逐步形成了一支自己的文物专业队伍，建立了自己的地区博物馆，对各个重点文物遗址，也逐步建立了保护所。配合地方建设，地区博物馆也能进行一些抢救性的发掘和清理，并能及时发布简报。这些可喜的新进展，都是长久以来诸多专家学者对吐鲁番历史上各个领域潜心研究的成果，奠定了吐鲁番的文物保护事业，同时也成就了吐鲁番学这门学科。

与北京大学合作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

与武汉大学合作整理吐鲁番征集文书

陈国灿先生悉心培养吐鲁番学研究院青年学者

吐鲁番学研究院与武汉大学出访日本龙谷大学释读大谷文书

今天吐鲁番的文物保护与研究工作不但受到国内外著名院校、科研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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