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滢坤论蒙书的起源及其与家训类书的

论蒙书的起源及其与家训、类书的关系

——以敦煌蒙书为中心

金滢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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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摘要：本文以敦煌蒙书为中心,主要探讨了蒙书的概念起源、演变和争论,认为“蒙书”概念形成于唐宋之际,主要面向童蒙(适龄儿童及部分少年),家训则主要面向包括少年儿童在内的整个家族成员,类书则不分年龄对象。蒙书主要着眼于儿童,强调启蒙功能;家训着眼于全体家族成员,重在训诫;类书不分读者年龄、身份,注重编撰方式。敦煌蒙书的认定应采用蒙书的广义概念,通过多种相关方式来判定。笔者认为敦煌本《太公家教》等“四部家教”的题名已突破了“家训”一宗一姓的限制,面向天下百姓子弟,虽有“家训”性质,实为蒙书。敦煌本《语对》《文场秀句》等语词类、《兔园策府》等属文类、《事林》《事森》等故事类不同种类的类书,从使用角度来看,主要用作童蒙教育的常用书目,实为蒙书。本文借助部分敦煌蒙书兼具家教、类书的特征,探讨三者之间的交叉性,及其与家训、蒙书的异同,从而为正确判定蒙书的性质提供帮助。

作者简介：金滢坤，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文章原刊：《人文杂志》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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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敦煌蒙书、家训、类书的概念不是很明确,导致学者在研究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时界限模糊,以致于出现将同一件敦煌文书的性质认定为或类书、或蒙书、或家训等不同结论,故而引发争论。所幸的是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件抄本和碎片,共有45种蒙书,是中国古代发现最多的一批蒙书,极大丰富了唐五代教育史料,改写了唐五代教育史在中国教育史中的地位,为我们分辨蒙书和家训、蒙书的性质和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因此,笔者在全面搜集整理敦煌蒙书、家训和类书的基础上,对三者的概念和相互关系进行系统梳理,以推动学界对敦煌蒙书、家训、类书的整理和研究。

一、关于敦煌蒙书概念的起源与演变

关于敦煌“蒙书”的概念,学界一直不是很明确。早在年,王国维《唐写本〈太公家教〉跋》《唐写本〈兔园策府〉残卷跋》虽然没有提及“蒙书”的概念,1但开启了敦煌蒙书研究之先河。年,日本学者那波利贞《唐钞本杂抄考——唐代庶民教育研究史の一资料》一文首次对敦煌单部蒙书《杂抄》做了深入研究的尝试。2随着学界对敦煌蒙书研究的不断深入,需要对敦煌蒙书加以鉴别、归类,故对“蒙书”概念的探讨就提上日程。年汪泛舟发表《敦煌的童蒙读物》一文,使用了“童蒙读物”的概念,依据敦煌文书的多件“儿童读物”的内容和性质、重点,将其分为:一识字类,如《字书》《新集时用要字壹千三百言》等;二教育类,如《太公家教》《百行章》等;三运用类,如《吉凶书仪》等,共计36种。3显然,汪泛舟从“童蒙读物”角度来分类有点宽泛,故将《姓望书》《郡望姓氏书》《吉凶书仪》《书仪镜》《新定书仪镜》《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新集吉凶书仪二卷》《汉藏对译〈佛学字书〉》《大宝积经难字》《大般若经难字》《涅盘经难字》《字宝》等不太适合儿童诵读的书目也纳入了“童蒙读物”范围之内。4

郑阿财最早对敦煌蒙书进行专题性、整体性研究。年,他在《敦煌蒙书析论》一文中明确提出了“蒙书”的概念,将其分为识字类、思想类与知识类等三大类,大类之下又分若干小类,收录了总计26种敦煌蒙书,凡二二九件抄本。5次年,日本学者东野治之在《训蒙书》中,以学仕郎、“学生”抄写使用的读物作为认定为“训蒙书”的标准,似乎很难确定“训蒙书”的范围和概念,导致《燕子赋》《子虚赋·沧浪赋》《贰师泉赋·渔父歌》《李陵与苏武书》《敦煌二十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俗赋和佛经都被认定为“训蒙书”,6显然太过宽泛。因此,郑阿财也认为:“对蒙书的判定,似宜先采广泛收录,再细定标准加以择别区分。其主要依据应就写本内容、性质与功能分析;再据写卷原有序文,以窥知其编撰目标与动机;从写本实际流传与抄写情况、抄者身分等,综合推论较为稳当。”7基于上述原则,郑阿财、朱凤玉在《敦煌蒙书研究》一书中,分三大类,叙录了敦煌蒙书25种,凡件抄本。其一识字类:《千字文》《新合六字千文》《开蒙要训》等,凡九种;其二知识类:《杂抄》《孔子备问书》《九九乘法歌》等,凡六种;其三德行类:《新集文词九经钞》《文词教林》《百行章》《太公家教》《王梵志诗》一卷本等,凡十种,件。8自该书问世以来,备受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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