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丝绸之路枢纽吐鲁番

丝绸之路枢纽——吐鲁番

5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古丝绸之路打开了各国友好交往的新窗口，书写了人类发展进步的新篇章”，“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同时指出：吐鲁番与诸多古城古港一道是记载丝绸之路历史的“活化石”。这为我们不断揭示吐鲁番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历史地位提供了重要指南和遵循，对深入认识吐鲁番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吐鲁番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和平合作的节点

吐鲁番处于古代丝绸之路的中段，由于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等因素，使其始终具有交通要枢的地位。

早在公元前多年的中国汉代，张骞就率领一支从长安出发的和平使团完成了“凿空之旅”，开通了东西方交流的道路。在张骞的记述中，位于吐鲁番的“姑师”（即后来的“车师”）已经建有“城郭”，此后便以交河城为治所管辖着吐鲁番及其周边地区，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

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设置西域都护府以统辖天山南北，六年后汉宣帝采纳郑吉的建议，开始在吐鲁番屯田驻守，进而设立戊己校尉，有力地维护了当地的居民安全和商路畅通。

隋朝时期，领有吐鲁番一带的高昌国采取与隋唐王朝交好的政策，隋炀帝封高昌国王麴伯雅为左光禄大夫、车师太守等职，同时将皇族至亲宇文氏的两位美丽姑娘分别嫁给麴伯雅、麴文泰父子为妻，大大密切了吐鲁番与内地的关系，使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顺畅。

公元年八月八日，唐太宗决定设置治所在高昌城的西州，同时设置了治所在交河城的安西都护府，分别统辖吐鲁番和西域广大地区。三年后，安西都护府的治所迁至高昌城，安西都护府与西州州府“合署办公”，此后甚至出现了安西都护府、西州都督府、西州州府、前庭府和高昌县五个官府机构都在高昌城内办公的局面，使得吐鲁番在整个西域地区的地位更加重要，也迎来了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黄金时代，呈现出东西方商旅络绎不绝、学者僧人纷至沓来的局面。

元明两朝，统治吐鲁番的回鹘、蒙古各贵族集团大都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贡纳关系，维持丝路畅通是大多数回鹘、蒙古贵族和广大居民的一致要求。

清王朝建立后，积极经略包括吐鲁番在内的新疆地区，得到当地居民的广泛赞誉和拥护，额敏和卓等英雄人物在维护祖国统一和畅通丝路贸易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年，清政府在新疆建省，在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下，吐鲁番地方扶持实业，创办学堂，架设电线，积极开展与内地和俄罗斯的商贸活动。20世纪初，吐鲁番每年销往俄罗斯的棉花、葡萄干的价值都达到五六十万两白银。由此可见，吐鲁番无疑是古代各地各国在丝绸之路上和平合作的关键区域，其稳定和安宁直接关系到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的频率。

吐鲁番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开放包容的殿堂

文明开放、宽容大度，是各民族生息繁衍的福祉所在，也是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保证。

据文献记载，吐鲁番自古以来就是众多民族的聚居地和多种宗教的汇集地，这里曾生活着车师人、匈奴人、汉人、鲜卑人、柔然人、突厥人、粟特人、回鹘人和蒙古人等众多民族。人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大都友好相处、互尊互助、亲如一家，携手迎送八方来客，维护丝绸之路畅通。

源于本土的萨满教，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从中亚、西亚传入的祆教、摩尼教、景教，发端于中原地区的道教，在古代吐鲁番相当长的时间里曾同时传播，并行不悖，信众和睦相处、互敬互助，这种开放包容和文明博爱的胸怀正是丝绸之路精神的充分体现。

在同一座高昌故城内，至今还矗立的佛教与摩尼教寺院；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内，至今还保存着佛教壁画和摩尼教壁画；在吐峪沟，祆教墓地、穆斯林麻扎和佛教洞窟齐聚一处，就是上述开放性信仰局面的佐证。

公元6、7世纪，佛教开始在吐鲁番盛行，高昌国王麴文泰更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

公元年，玄奘历尽艰辛到达伊吾，刚刚继承王位的麴文泰得知后，立即派官员前往迎接，自己则与妻子彻夜不眠，“读经敬待”。

玄奘到达高昌城时，麴文泰带领群臣秉烛迎候，与玄奘结为生死弟兄。每次玄奘步入殿堂讲经时，麴文泰及其王妃、臣下不仅堂堂出席听讲，而且在玄奘入殿时麴文泰亲自手执香炉在前面导引，匍匐在地让玄奘踩着自己的脊背升座讲经。

当玄奘拒绝挽留坚持继续西行取经时，麴文泰赠送了大量路上所需物资和二十匹马，同时派出殿中侍御史、四位沙弥和二十五名随从携带二十四封书信护送。临别时两人抱头痛哭，“伤离之声振动郊邑”。

因此，玄奘发自肺腑地形容麴文泰对他的深情厚谊是“决交河之水，比泽非多；举葱岭之山，方恩岂重”。正是这种真诚和友谊成就了玄奘西行取经的大业，也保证了万里丝路的畅通。

吐鲁番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互学互鉴的庠序

互相学习、积善成德，互相借鉴、积土成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法宝，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留给后人的财富。

古代吐鲁番宛如一座矗立在丝绸之路上的学府，吸纳着各地各国的人们到这里学习、切磋和探索。据考古学家证明，古代吐鲁番曾有25种语言流行，使用过18种文字书写各种文书。

高昌王麴伯雅、麴文泰父子从隋朝首都洛阳回乡后，立即下令进行衣冠发式改革，效法中原地区习俗，传播中原文化，不仅提升了吐鲁番的文明水平，也促进了丝绸之路畅通和繁荣。

出土文书证明，在唐代西州官府建立的医药学校里，学生不仅要抄习汉文医方《本草经集注》《疗诸风方》《诸医方髓》《耆婆五脏论》等，而且还要抄习具有佛教医学背景和印度医学背景的西域本土医方类文献。这种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做法，不仅应用到医药救助学领域，在农业、手工业、文学艺术等领域更为普遍，才使得吐鲁番在丝绸之路上绽放奇彩。古代吐鲁番维吾尔人的音乐创作就是一个博采众长的典型例证。

公元16世纪，多才多艺的叶尔羌汗国第二代君主拉施德决定：在王后阿曼尼莎主持下对原有歌舞套曲木卡姆进行整合，演唱家喀提尔亲自指挥各地精通木卡姆的乐师和艺人在继承本地古代音乐成果的基础上吸收周围各民族音乐的精华，逐渐形成了集乐、舞、歌、词为一体的吐鲁番《十二木卡姆》，使其成为一部集多种体裁、复杂节奏和丰富曲调概括维吾尔族历史进程的巨大音乐史诗，进而产生了具有鲜明的地方风格和民族特色的吐鲁番乐。

每当劳作之余、逢年过节、喜庆新婚，吐鲁番的维吾尔人往往都伴着优雅动听的乐曲翩翩起舞，抒发愉悦的情怀，歌颂美好的生活、诚挚的友谊和神圣的爱情，使吐鲁番成为享誉天下的歌舞之乡。

历史证明：在丝绸之路上不仅有物资交流，同时也有文化交往。正是这种互学互鉴的交流交往，不仅不断提升了古代吐鲁番居民的文化品位，也使得行进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在吐鲁番得到陶冶和提升，从而有力促进了更广大地区的经济交流和发展。

吐鲁番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互利共赢的商埠

在丝绸之路上，人们秉持着互通有无、平等交易、各得其所、资源共享的法则，摒弃那种恃强凌弱、蒙骗欺诈的做法，才实现了所有参与商家、国家的互利共赢。这是丝路贸易的启示，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经考古学家研究认定，鄯善县洋海墓地出土的大量海贝，来自距今-多年前的印度洋、太平洋沿岸，说明当时的吐鲁番已经与遥远的南亚和东亚沿海开始了交往交流。这可能就为吐鲁番成为丝绸之路枢纽，提供了最初的物资条件和思想基础。

据史家记载，张骞通使西域后，中原地区的汉人纷纷迁往西域，出现了移民“相望于道”的局面。在吐鲁番胜金店古墓群中，考古学者发现了西汉亡者身上穿着鲜艳的毛织和丝织衣服，脚上穿着考究的皮靴，佩戴着华贵的玛瑙珠饰，反映了当时吐鲁番居民的文明程度和服饰文化，证明了丝绸之路开通后吐鲁番曾经的经济繁荣。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丝路畅通，唐朝政府在吐鲁番设立西州官府后，在完善各级政权机构、加强市场管理的同时，建立了相当完善的服务系统：

驿馆为使团提供食宿，按里程和区划设置；

长行坊为使团提供向导、马匹等，主要由政府管理；

车坊为商旅运送物资，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种，配备一定数量人员、车辆和牲畜；

节义坊由政府设立，救助居民和商旅中的患者，负责提供场所、寻找医生、专人护理等事项。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当时的使团往往都兼有商贸任务，甚至商旅也随使团同行，所以为使团服务的机构同时也在为商旅服务。

由于管理到位、社会稳定、措施得力，高昌城内呈现出商铺林立、商旅比肩、交易如流的局面。

在明朝的贡纳贸易体系中，吐鲁番仍处于丝路枢纽的地位。

明成祖时期，为了造成“万国无不臣服”的局面，用“厚赐”吸引周边的各族各国朝贡，允许“西域之使，岁岁不绝”。

西域尤其是吐鲁番的贡使，有的在京城的“会同馆”一住就是三、五年，有的民间商家为了获利也以国家使团名义进贡，甚至出现了吐鲁番速檀满速儿“六次遣使悔罪，请和入贡”的局面。

吐鲁番贵族也就在这种朝贡贸易中不仅直接获利，更从各个部族和国家的进贡使团获得过境收入。由此可见，在古代东西方交往交流中，只要坚持丝绸之路精神，参与就能获利，有为就成赢家，古代吐鲁番就是典型的赢家。

总之，吐鲁番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在古代东西方各地各国的长期交往交流中贡献卓著。

古代吐鲁番曾作为丝绸之路上的明珠熠熠生辉，当代吐鲁番也应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闪闪发光。

交河、高昌两座故城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文化遗产，见证了吐鲁番昨天的辉煌；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城市、乡村以及各民族团结奋进的气象，展示着吐鲁番今天成就。

我们在仰望先辈丰碑而自豪的同时，更应担当起开拓明天的责任。